陳倉，陜西丹鳳人，70后詩人、小說家、媒體人。陜西省六個一批人才。主要作品有“進城系列”小說集《父親進城》《女兒進城》等八卷，長篇小說《后土寺》《止痛藥》《浮生》，長篇散文《預言家》《動物憂傷》，散文集《月光不是光》，小說集《再見白素貞》《地下三尺》《我想去西安》《從前有座廟》等。
曾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六屆柳青文學獎、第二屆方志敏文學獎、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第三屆三毛散文獎大獎、第三屆中國紅高粱詩歌獎、第三屆中國星星詩歌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等各類文學獎項。中長篇小說多次被評為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好小說，有作品入選中文教材和高考試卷。主持中國文化藝術大家“上海訪談”欄目，已經推出作家、戲劇家、藝術家200余人，主編《文化酵母》《光的方向》等“對話百家”系列叢書六卷。
商苑金秋學術季活動正在如火如荼開展，學校特邀1991屆校友陳倉回母校為廣大師生作專題報告。在報告開始之前，陳倉老師接受了學校宣傳部·新聞中心記者專訪，圍繞個人求學經歷和文學創作之路，對青年大學生成長成才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大學生活給我積累了非常多的創作經驗”
記者：陳老師您好，我們是商洛學院宣傳部的學生記者，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也很期待您下午的專題報告會。我們現在開始采訪您。
您是學校1991屆畜牧專業的校友，但對比今天您的文學成就，二者之間跨度有點大，您能簡要介紹一下您的文學創作之路嗎？是什么激發了您對文學的熱愛和堅持？
陳倉：其實我的專業準確說法是畜牧獸醫專業。這個畜牧是干什么？就是養牛、養羊、養豬、養雞，獸醫就是給動物看病。我從小就放牛，我會養牛，也會養雞，我還會孵化雞。因為當年學過了，所以在上海的大城市里我也孵化小雞。不過我孵化的小雞不是為了下蛋，也不是為了吃，就是把它當作城市人的一個心靈寄托。咱們學校西門進去，東邊的那一排房子，當年就是我們畜牧獸醫專業的門診部，我作為比較好的學生就住在了門診部里面。一到出診時間，人家把動物帶過來，我們給他看。一到周末，我就跟老師一起給周圍的老百姓半義務性質出診，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劁豬騸牛，像后邊山上那些村子我都跑過。
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次，學校背后的山溝里面有一戶人家養了兩頭牛，有一頭牛生病了，老師他要上課沒空，讓我一個人去。我一個人去扎針，準備工作做了4個小時，天都快黑了，我也扎不進去。后來沒辦法，我又跑回來把老師叫過去，30秒就扎進去了，我覺得老師的技術特別高超。
那一段獸醫出診的生活經歷給我積累了非常多的素材。為此，我前幾年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動物憂傷》，發表的時候叫《動物萬歲》，寫了8種動物。我寫的這8種動物是牛、羊、雞等，都和我們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寫動物的同時，其實就是寫人，寫時代的發展變遷。比如說牛，我們為什么養牛？我們當時養牛就是犁地嘛。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都機械化了，現在沒有人養牛了，要么就是為了殺牛吃肉，這就是一個生命過程之間的巨大反差。動物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它也在不停地發展。所以說這段生活給我積累了非常多的原創經驗。
記者：能和我們再聊一聊當初您在學校求學時其他的人和事嗎？
陳倉：在這個學校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在我的《動物憂傷》里邊其實寫了一部分。記得特別深的是有一位語文老師，我就覺得他特別好。他每一次給我們布置作文以后，我都是拿詩寫的，不像現在高考就說詩除外，很多老師認為寫作文一定不是詩。但是我們老師特別好，我每一次用詩寫出來的時候，不管寫得好還是不好，他都特別鼓勵。
我在學校里出過一本詩集，可能是1989年或者1990年。我那時候沒有送給老師，老師自己到書攤子上買的，看完了以后又跟我交流，還進行了鼓勵。里面有一首詩寫到看病的時候，老師鼓勵說你這首詩寫得特別好，我至今都記得。可能也是老師的鼓勵對我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后來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是相對寬容、比較溫暖的。而且我跨文體，老師他不管你作文寫什么都行，寫散文、寫小說，你寫詩都可以。現在就是這樣，我隨時寫詩，寫完了把它轉化成散文。
“不管做什么事情，接近自然的狀態就是最好的狀態”
記者：您的作品涵蓋了詩歌、小說、散文等文體，在獲得魯迅文學獎、柳青文學獎等諸多獎項的同時，也被廣大讀者所喜愛，您是怎么做到遍地開花的呢？
陳倉：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我一直說就是個天意。我初中畢業到進咱們學校之前，都沒看過什么課外書，也不認識這些文朋詩友，也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作家這樣一個職業，但它就非常神奇。每一次當我放牛出門或者回家經過我母親墳前的時候，我就發出一種感慨，感慨什么？說：
媽，你長得那么漂亮
你那么善良
你肯定變成了神仙
如果你變成了神仙
你就來救救我。
當時發自肺腑的這些話，我現在都記憶猶深。為什么？因為我母親去世比較早，我放牛出門或者回家的時候都要從她墳前經過。看到她墳頭的樹在那搖晃，總感覺是母親在那里動，然后就發出這種感慨。我把這些感慨全部記在我的作業本上，非常可惜的是那些作業本被我爸當成柴火給燒掉了。
我回過頭來想，原因有兩種，一種是青春的、自然的情感抒發。第二就是人在某種非常自然的狀態下，它是可以通神的。明朝的一個人說過，人有36種通靈的辦法，就是焚香、念經、抄書、閱讀等。我那時候放牛可能也是一種通靈的方法，就是人和天地之間接通，通靈就發生了。
到咱們學校來上學后，就給我提供了一條新的正式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寫詩是從這里開始，突然一夜之間就在刊物上發表。詩發表了，就寫一寫小說。寫小說也是這樣，我真的沒有想過我要當個小說家、當個作家，它非常神奇。
有一年我把父親接到上海，看過我文章的都知道，他不僅僅是土生土長，最后還把自己的生命像種子一樣一點一點地埋進了這片土地的一個農民。他從這么一個小山村到了國際化的大都市上海，發生了一系列的碰撞。他說了很多的話，做了很多的事，讓我非常地震驚。比如說，我們到西安歷史博物館去，我說金碗很值錢，值幾千萬，他就跟我嘟囔了一句，你這金碗再值錢，他又不能吃飯，他還叫碗嗎？去東方明珠的時候，我說有88層、幾百米高，他又給我嘟囔，你這再高有我們家的山高嗎？
我后來就進行了反思，他雖然是一個文盲，但他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還原了世界和事物的本質，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概念都是人為進行了扭曲或者延伸，我就把他進城的這些事情，以日記的形式寫出來。有一次讓一個朋友看，這個朋友看了以后，說寫得很好，你可以拿出去發表。我就把它一打印，3萬字，寄到了《花城》雜志。編輯很快就給我打電話來說他們要用。我以為是會發到散文欄目，等最后拿到樣刊時它變成了小說。而且《新華文摘》《小說選刊》都以小說名義轉載了。
大家說中國文壇上突然冒出了一個小說黑馬，把小說寫得不像小說，我無意中又變成小說家了。寫散文也是這樣的，平時抒發一點小感情，寫一寫我父親住院、我的家鄉這些東西，寫一寫發一點也就算了，沒想到又獲了一個魯迅文學獎散文獎。
寫散文，寫詩，寫小說，不是我想，而是生命自然狀態的一種呈現。我想人不管是做什么的，作家也罷，可能他最好的狀態就是把自己調整到一種非常天然的狀態。
記者：一種不經雕琢、自然而發的那種感情，流露出來就會形成一部某方面的作品。
陳倉：對，所以說不管做什么事情，接近自然的狀態就是最好的狀態。
“傳播的媒介會變，但文學的本質不變”
記者：在數字化媒體快速發展的今天，您覺得文學的地位處境和影響力發生了怎么樣的變化？面對這種變化，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陳倉：我覺得變得只是一個傳播的媒介，它所有的本質是沒有變的。現在新媒體這么發達，但是它只是從紙張變換了一種媒介。很多人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說紙張會不會消失？隨著紙張、傳統媒體的衰敗，我們的文學會不會衰敗？我覺得不會衰敗。我們中國傳統媒介也是在不停地發展變化。早期的竹簡到紙張，再到我們現在，只不過是一種媒介的發展，文學的本質是沒有變化的。文學的作用不一樣，在我們其他娛樂方式比較貧乏的年代，文學它不僅僅是要有用，同時還要有娛樂功能。為什么上個世紀80年代時文學那么火爆，因為沒有其他的娛樂方式，但是現在其他娛樂方式多元化以后，對文學的要求就更高了。
我最近又在看《人生》《平凡的世界》，我還看《高山下的花環》，我把80年代特別火爆的那些小說都拿出來看一看。我再對比一下沒有網絡媒體的時候，這些文學作品和現在的文學作品差別在哪里。我驚奇地發現其實沒有任何的差別，而且我看的還是網絡版本，不是書，但我依然看得如癡如醉。不管是紙質閱讀還是數字化閱讀，它都會對人產生一種原則性的影響，文學本質的東西不變。
“所有的事情都會成為過眼云煙，唯有理想永遠閃閃發光”
記者：上次您回商洛學院是2016年參加中國新詩百年論壇暨商洛詩歌研討會，時隔8年再次回到母校，您的心情和感受是什么？
陳倉：每一次從學校門口經過的時候，我都會放慢腳步，向這一片看上幾眼。在這里4年，充滿了美好的記憶。我最后一次離開學校是1991年7月份，我作為學生代表上臺發言。我那時候是學生會主席，也因為自己愛好文學，所以作為代表發言。在禮堂發完言以后就離開學校，真正再回這個學校，就是你剛說的2016年4月份吧。
但是今天就特別好，我們先走錯了門，然后讓我看到了當年住的地方，我的宿舍當時在門診部值班室的房子，現在已經變成了紅房子，但是格局還在那里。那個房子的西邊原來是一片田野，里面種的是西紅柿。有時候晚上半夜三更，我們這些搗蛋的小孩還會翻墻過去，到人家老百姓地里揪幾個西紅柿吃一吃。那時候美妙的月光灑在這片土地上，秋天特別美好，特別的溫馨。這一次非常深入地走進學校，而且還見到這么多校友，特別親切。我來之前就算了，33年，整整33年后重返校園。
記者：結合您的創作經歷和工作經驗，您對學校的青年學子有什么寄語嗎？
陳倉：為理想而奮斗。所有的事情都會成為過眼云煙，唯有理想永遠閃閃發光。
策 劃：劉雪 王鵬舉
采訪時間：2024年11月15日
學生記者：鄭琳
記 者：劉雪
拍 照：李易儒
